原大连纺织厂的前身是满洲福纺株式会社（以下简称福纺纱厂），其旧址坐落于大连市甘井子区周家街东北名苑小区的北面。94年前甘井子地区第一个基层党组织——中共福纺纱厂党支部领导福纺纱厂工人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工人运动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甘井子地下党组织建立前夕
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初期斗争
1905年，日本帝国主义取代沙俄占领大连后，为进一步侵略和霸占东北以及全中国，把大连作为他们侵略中国的军用物资供应基地和掠夺中国财富的转运站，开始在大连修建工厂、码头，在甘井子建立现代工业企业，发展殖民经济，疯狂地掠夺中国的资源。从1907年到1926年间，先后建起小野田洋灰制造株式会社大连支社、满洲福纺株式会社（原大连纺织厂）等数家大工厂和一批中小型工厂。这些厂里的工人大多是来自东北、山东和当地的贫民、破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这些产业工人形成了甘井子地区的工人阶级队伍。
工人们在日本殖民主义者、反动官僚买办及其走狗和黑社会势力的剥削压迫下，工资低微，劳动条件十分恶劣，工人生产无安全保障，劳动时间却长达15个小时以上。厂主根本不顾工人的死活，残酷地榨取工人们的血汗。随着日本殖民主义者的加紧统治，他们对工人的压迫手段更加残酷，工人经常处在日本警察、宪兵、巡捕等的监视之下，常被扣上“政治犯”、“嫌疑犯”、“不良华工”等莫须有的罪名而遭逮捕、刑讯、拷打、坐牢，甚至被折磨致死。
日本殖民主义者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必然引起工人的强烈反抗和斗争。从1924年起，甘井子地区一些工厂相继爆发数起工人罢工斗争。1924年到1925年，小野田洋灰厂工人在大连中华工学会的领导下举行三次罢工，均取得胜利。
建立进步团体，宣传革命思想
1923年的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将全国工人运动推向了高潮。这次罢工对大连工人阶级的影响很大，促进了产业工人的觉醒，他们纷纷组织起来，寻求自身解放和富国强民之路。1923年12月，“满铁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正式成立，这是大连第一个中国工人独立成立的团体，1924年，按邓中夏同志的建议，将其改名为“大连中华工学会”，成为领导全市工人运动的组织。
1925年秋，小野田洋灰厂、“福纺”厂相继成立了工学会分会，随之办起了工学会夜校分校。分会有计划地组织工人学文化、学政治、学画画、看画报，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同敌人斗争。市工学会领导人傅景阳、傅立鱼、杨志云、于全福等常来分会讲课，向工人们传播“五卅惨案”、“二七”大罢工等一些政治时事，还讲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的课，号召工人参加工学会。许多工人们在工学会夜校里学到了革命道理，认识到被奴役的根源，也找到了争自由、求生存的道路。
甘井子地区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地委在工人中组织爱国进步群众团体，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革命，在斗争中锻炼了一批进步工人，培养了骨干，这些都为甘井子地下党的建立和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共福纺纱厂支部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党中央领导机关就特别关注大连地区，不断派党员来大连传播马克思主义，开辟革命事业。经过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共产党大连特别支部于1926年1月15日成立。中共大连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加强了对大连工人运动及各界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领导。甘井子地区作为大连工人阶级的集中地，也是中共大连地方组织工作的重点地区之一。
1926年初，大连特支工运委员傅景阳发展中华工学会福纺纱厂分会会长侯立鉴为中共党员。侯立鉴是中共大连特别支部在甘井子地区发展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侯立鉴
侯立鉴加入党组织后，工作更加出色。1926年4月1日创办了大连中华工学会福纺分会工人补习夜校，他亲自担任政治教员。工人夜校有时请地委和工学会的领导来给工人讲课，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工人觉悟，把工人紧紧地团结起来。工人夜校不断发展壮大，使日本殖民当局极为恐慌，千方百计想把它除掉。夜校办起来后，日本厂主角野派工头和流氓捣乱，几次都被工人赶跑。在后来的福纺纱厂“四·二七”大罢工中，夜校成了罢工的指挥部。
1926年4月1日，福纺纱厂补习夜校成立留影（前排左二为侯立鉴）
福纺纱厂工人夜校旧址
1926年4月27日，福纺纱厂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四·二七”大罢工，侯立鉴担任罢工总指挥，他在罢工中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高风亮节。在罢工期间侯立鉴又发展了两名共产党员。4月，中共福纺纱厂支部成立，侯立鉴任书记。中共福纺纱厂支部是甘井子地区第一个基层党组织。
1923年，作为日本关东军被服原料基地之一的福纺纱厂开始建厂，1925年1月建成并投产。纱厂有中国工人1000余人，大多都是贫困农家子女。
中国工人进了福纺纱厂就如同进了人间地狱。整日在棉絮纷飞，粉尘弥漫的车间里从事紧张的劳动。他们每天做工12个小时，而所得工钱只有0.25元，仅是日本同行的25％。那些翘起脚才能操作机器的童工，最小的只有十一二岁，也要同成年人一样做工，可工钱每天只有0.15元。女工工钱比男工少20％，而且还经常遭到侮辱。中国工人上工受监视，下工遭搜身，稍不顺眼就被工头拳打脚踢。由于从日本运来的破旧机器没有任何安全保护设施，常常发生工人被机器轧伤的悲惨事故。工人们心中燃烧着对日本侵略者强烈的反抗怒火。
1926年4月，关东地方当局宣布金票(日币)涨价，每元金票换1.2元小洋(奉币)。4月25日，福纺纱厂厂方开饷用小洋，却按金票扣饭费，管发饷的工头又从中克扣。本来微薄的工资就难以糊口，这次又赤裸裸地盘剥，更激起了工人们的愤怒。工人中弥漫着通过罢工进行反抗的情绪。
共产党员侯立鉴得知情况后，立刻向工学会领导傅景阳、唐宏经汇报。为把这场自发的经济斗争引导到反奴役、争自由、争人权的政治斗争的轨道上，中共大连地委连夜组织起草了包括不准打骂和虐待工人、增加工资等在内的六项要求作为谈判条件。4月27日上午，侯立鉴等3人找到日本厂主正式提出谈判要求，却遭到日方的断然拒绝。愤怒的工人听到消息，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10点30分，侯立鉴下令拉下全厂总电闸，推响汽笛。全厂1000多名怒不可遏的工人犹如一股汹涌的潮水奔向工厂大门，开始了震惊全国的大罢工。
1926年4月27日上午10时30分，中华工学会福纺纱厂分会会长侯立鉴下令拉响汽笛，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总罢工（图为当年的汽笛手阀）
罢工开始后，大连地委领导杨志云、傅景阳、唐宏经等同志一边及时向党中央及中共北方区委进行汇报，争取全国人民的支援，一边针对敌人可能做出的破坏罢工的各种活动研究了对策，做出了安排。为粉碎敌人的破坏，加强对福纺纱厂罢工的领导，在西岗区设立了人和堂药店，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站，密切保持和罢工工人及各厂的联系，并派唐宏经、高及三、王立功、辛培源、金伯阳等人，轮流去福纺纱厂附近值班，接连挫败了厂方欺骗宣传、招收新工人、分化瓦解罢工队伍等阴谋。6月24日下午4时，大连中华工学会还组织了市内13个工厂3000多人的声援大会，为罢工工人撑腰，把全市工人捐款购买的粮食和日用品送给罢工工人。声援大会增强了全市工人的斗志，更加坚定了福纺纱厂工人罢工的决心。
《工人之路》发表《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大连案致日本无产阶级书》，声援“四·二七”大罢工
日本殖民当局看到福纺纱厂罢工不仅仅是经济斗争，已经发展成反帝色彩浓厚的政治斗争。于是准备采取全面镇压的手段，企图扼杀工人的罢工斗争。侯立鉴、傅景阳等人先后被逮捕，并遭严刑拷打。警察还查封了工人夜校，摘掉了夜校牌子。大连地区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大罢工进入艰难时刻。
日本殖民当局残酷镇压工人的野蛮行径，激起了全市人民的极大愤慨。大连码头工人、大连油业工人等联合发表了《大连各工厂工人致福纺罢工工友书》，称赞福纺工人是“大连工人的先锋队”。各厂工人同仇敌忾，纷纷捐款支援福纺工人。在全市各界的奋力支援下，福纺工人坚强地顶住了敌人的高压政策，使罢工斗争坚持下来。
党中央和中共北方区委始终关怀大连工运状况。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同志，认真分析大连的形势，先后派张炽、邓鹤皋、安娥等同志来连加强地委和共青团工作，指导福纺纱厂工人大罢工，对坚持罢工斗争做了妥善的安排。
福纺纱厂工人大罢工，也得到了全国各界的有力支援。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大连党组织和中华工学会派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书记林升亭作为中华工学会的代表去上海、广州等地，向上海总工会、全国总工会等汇报情况，得到了上海、广州、天津、香港等地工人阶级的强烈声援和大力支持。全国总工会领导人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等立即决定以全总的名义致电大连关东厅和日本驻广州沙面领事，提出严正警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拨款2500元，援助大连罢工工人。
刘少奇支援“四·二七”大罢工的一封亲笔信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朝日新闻》《日日新闻》等不少报刊纷纷载文，报道大连福纺纱厂罢工的消息，这无疑是对日本统治阶级的一个有力的打击。
福纺纱厂工人大罢工坚持了3个月，罢工工人的斗志更加坚强。而日本殖民主义者在多方的压力下十分惶恐。7月24日，日本福岛纺绩株式会社社长八代裕太郎来连，向记者发表讲话说：“工人之要求则必一一审度。苟有应改善者，渐次必予改善，以求圆满之解决。”之后同工人代表谈判，表示答应工人们提出的条件，并撤销角野的厂长职务。
中共大连地委根据李大钊同志“适可而止”的指示精神，决定复工。新任中共大连地委书记邓鹤皋连夜召开会议，讨论复工问题。1926年8月4日上午，召开了复工大会。唐宏经代表大连中华工学会宣布了复工命令，并祝贺罢工取得胜利。8月6日，罢工工人全部复工。
福纺纱厂“四·二七”大罢工从4月27日到8月5日坚持了101天，是大连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反帝、反压迫、反殖民统治的伟大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的殖民统治，给大连乃至整个南满地区的工人阶级以极大鼓舞。这次斗争中培养和锻炼出一批工人骨干，后来成为大连党组织和东北抗联的重要领导成员。
图文来源：甘井子区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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